忍耐到极限的上海人怎么又多忍了半个月？

忍耐到极限的上海人怎么又多忍了半个月？

当初忍耐到极限的上海人又多忍了半个月，并非是没办法或软弱，而是大部分上海人的基本生活（饮食起居）受封城影响不大，且存在供应链问题导致的食品供应渠道变化和价格上涨等客观情况，同时部分群体面临特殊困难但未影响整体忍耐度，具体如下：

个人食物来源情况：以一位住中环（浦东）、人到中年、公司中层的中产阶级为例，食物来源有政府礼包（免费但品种不多，基本不指望）、小区团购（满足日常需求主要途径，价格平均比封城前贵20% - 50%）、外卖跑腿（跑腿额外红包50 - 100元，可代买非日常必需品和新鲜蔬菜水果，价格比平常贵30% - 100%不等）。虽然免费的政府礼包不好，团购和外卖跑腿又贵，但这并非“忍耐到极限”的情况。

整体财务状况分析：2021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8万元，中位数7.2万元，人均消费支出4.9万元，人均储蓄14.8万元，2020年恩格尔系数为25.7%。经计算，上海人平均每月食品支出约0.1万元，假设封城期间食品价格上涨50%，平均封城2个月，人均因疫情封城在食品上多花0.1万元，占人均储蓄的0.7%。对于收入达中位数的一半上海人，食品涨价对财务状况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即使人均收入往下降一个标准差（覆盖84%的总人口），额外食品支出占储蓄之比也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

供应渠道变化：上海所谓“食物危机”是供应链之殇，核心是以前用购买力拉动供应的渠道被切断。菜场、商超关门，原先在实体店买菜（市占率>70%）的人涌向网上买菜APP平台（饿了么、叮咚、盒马等），这些平台被瞬间挤爆，以运力不足停止接单。其背后逻辑包括需求突然增加到原先的3.3倍，短时间内平台APP难以扩大蔬菜水果供应商范围和管控供应商质量；即使克服供应商端困难，蔬菜运到上海后存放仓网会被撑爆；最后一公里派送方面，外卖小哥大多不是平台公司正式员工，在供远小于求的市场环境下，平台公司不加钱难以让小哥们继续跑单。

价格上涨原因：团购和外卖跑腿贵有必然性。一方面，上海封城使市民线下采购转为线上采购，线上平价买菜APP被挤兑关闭，团购出现且价格高企（成本高，包括车辆通信证、蔬菜损耗等，还有高额利润，后团购大量出现竞争抑制高额利润，但成本高因素仍在），之后团购价格回落；另一方面，市民线下采购转为线上采购使对快递小哥需求急剧增加，而快递小哥供给（人数）不增反减，供远小于求，快递小哥跑腿费上涨赚差价。

除新冠以外的病人：上海医疗资源被新冠挤兑，其他病人看病难，甚至出现未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案例。

没有储蓄或者储蓄极低的人：没有储蓄的个人不能抵抗危机来袭，这部分人在疫情期间面临较大生活压力。

上海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基层街道居委的工作人员：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被封城切断时，这些政府职能部门被挤兑，同时成为被甩锅对象和被网暴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