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红军中的地位如何？

长征时期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红军中的地位如何？

一个为中国前途命运迷茫的旧军阀，为何能够成长为有着坚定信仰、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红军高级将领？

信仰的力量，如同寒夜中燃起的火苗，熊熊而燎原；他在寒夜最深重的时刻倒下，而他的同志，继续奔向曙光。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时刻：1931年12月14日深夜，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26路军宣布加入红军。他们连夜向中央苏区开拔，走出黑暗，迎来了翌日的朝阳辉映，苏区军民敲锣打鼓，列队欢迎。身材高大的董振堂走在队前，他素来是个不苟言笑的军人，此刻满脸愉悦之情。

26路军被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且不论这次起义对蒋介石及其麾下国民党军队的心理打击，也不说对刚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群众的精神鼓舞，就看看他们给红军增加了什么家底吧：1.7万余官兵，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携带着20000多件轻重武器和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让处于“围剿”之中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及时补给(宁都起义比原计划推迟一天，是因为新发下的20000套冬装和军饷这一天抵达宁都)，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一次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是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的一台半电台起家的。“半台”之来历：红军战士第一次缴获电台时不“识货”，砸掉了发报机，只剩下收报机，领导闻讯大怒，勒令以后不准再乱碰电台。在这一部半电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宁都起义后，8部电台加上40多名技术人员，让红军无线电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1937年毛泽东与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延安合影。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1932年1月13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特地带着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一同到位于瑞金叶坪村的红中社参观。

1932年4月下旬，董振堂入党了，他把自己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圆，全部作为党费上缴，这事在红军中传开了，连毛泽东都惊动了，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用，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他留下了300块银圆，其余的全部作为党费。

此事颇见董振堂的性格。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忠义，一直是董振堂的性格特征，但是，加入红军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个信仰和服从长官的旧军人，成长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红军高级将领。信仰的力量，支撑他到生命最后一刻。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带头撕掉了国民党军的帽花、胸章、领章，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将领，他还需要面临政治思想的彻底转变。他成功完成了转变。

刚加入红军不久，董振堂看到朱德总司令生活朴素，就给他送了一条毛毯，这是董振堂以前在北京买的，当时买了两条，紫地大花，厚实松软，俄国货。

这条毛毯一直陪着朱德，经历了长征的日日夜夜，直到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要去西安谈判，正值冬天，朱德又把这条毛毯送给了周恩来御寒。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路途颠簸，便把毛毯垫在背后。在途经甘泉县劳山时，遭到土匪袭击。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危险之一。打退土匪后，周恩来派人找回毛毯，已被枪弹打穿了十余处。到西安后，周恩来派人找城里最好的织补店修补。

很难还原周恩来当时的心情了——这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毛毯的原主人董振堂，在三个多月前，已经悲壮牺牲了……

周恩来很珍惜这条毛毯，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部开赴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送给了朱德。在山西，朱德睡的炕烧得太热，毛毯给烧了一个洞，卫士和房东大娘精心缝补。两年后，毛毯多处磨损断线，又被送到八路军后勤部的被服厂缝补。随后，朱德带着它南征北战，直到新中国成立。

这条毛毯，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在它面前，顿悟什么叫革命情谊。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重现了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悲壮往事，红5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受伤昏迷被俘，醒来后毅然从腹部伤口拉出肠子扯断……还有什么比陈树湘的牺牲，更能说明湘江之战的惨烈？此役，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了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湘江之战、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三大悲剧，董振堂亲历了湘江之战，并成为西路军蒙难之役中的悲剧英雄……

红军长征过湘江时的序列是这样的：林彪率红1军团为左路，彭德怀率红3军团为右路，两个军团前头开路；罗炳辉率红9军团在红1军团之后跟进，周昆率红8军团在红3军团之后跟进，两个军团掩护左右侧翼的安全，军委纵队居中，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殿后。在战火的洗礼中，董振堂与他指挥的红5军团，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作战风格。这也是从长征开始到结束，红5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的重要原因。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今人怎能想象当时红5军团殿后之艰难？在1935年5月金沙江阻击战中，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10000多名敌人，死死拖在阵地前。董振堂命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习惯了拥兵自重、互相倾轧、见死不救的国民党部队，焉能不败？

长征途中，董振堂率红5军团，保障了军委纵队及中央红军的后方安全，被誉为“铁流后卫”。《董振堂》一书认为：没有这支“铁流后卫”的阻击掩护，红军的长征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5年4月，红军在贵州北部山区急行军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分娩了，她痛得满地打滚，敌人追上来了，与红军后卫激烈交火。董振堂拎着枪跑过来问：还有多久能生出孩子？谁也不知道。董振堂又跑回阵地，大喊：“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他们不顾牺牲，坚守阵地，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生出来了(这个可怜的孩子随即被包裹起来，放在地上，留下一张请人收养的字条和几块银圆)，产妇匆匆上路。阻击的战士见到她，怒目而视。董振堂大怒：“你们瞪什么瞪!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

每次看到这一段，都不禁热泪盈眶——为先烈的艰辛，更为先烈的担当！

1937年1月，甘肃高台县，在援军被阻击无法到达的情况下，董振堂率军浴血奋战9昼夜，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3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

董振堂是红军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牺牲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红五军军长，年仅42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他的遗骸，虽百般努力，终无所获。

他甚至连照片也只留下了一张：新中国成立后，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权回到董家的老宅院，从残垣断壁的墙缝里，找到了当年日本鬼子抄家时，他偷偷藏在墙缝里的叔叔的照片。从墙缝取出时，照片下面三分之一已经霉烂，从多半身像变成了半身头像。这张黑白半身照片，还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照片中，董振堂神情英武刚毅，双目炯炯有神。今人睹之，怎不肃然起敬？董振堂与刘伯坚，是同一类的悲剧英雄：他们播种，却不问收获。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候。

1935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悬赏：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后人总是在假设：假设董振堂不牺牲，1955年授衔时，他是元帅，还是大将？

宁都起义的部队中，涌现了一大批党内军内高级干部，1955年到1964年，共有3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其中1位上将、5位中将。

假设董振堂不牺牲……但他毕竟牺牲了，还有那么多高级将领，都牺牲了：卢德铭、王尔琢、黄公略、张子清、邓萍、左权、刘志丹、叶挺、彭雪枫……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董振堂，还有那么多牺牲的烈士，不是为了元帅或将军的军衔去奋斗，他们前仆后继，是为了信仰。

董振堂受过委屈，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与敌人以堡垒战对堡垒战，遭遇惨败。丢掉广昌后，董振堂提出不应该以红军血肉之躯去攻打敌人的碉堡，结果李德大怒，把失败责任推到董振堂和彭德怀等人身上。当然，彭老总当时也雷霆大怒，冲李德吼出了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玩“反间计”，在战场上丢些材料，说董振堂要“反水”，拉队伍重新回到国民党阵营。关键时刻，董振堂坚信党，最终党组织也证实了他的清白。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在宝塔山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上个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会战，原有的规划，要在新河县挖一条人工漳河，董振堂家的祖坟被划到海河泄洪道内，需要动迁。

毛泽东得知此事，指示修改了规划，海河南大堤拐了一道弯，绕过了董家祖坟。时至今日，不时有人专程来此瞻仰，察看大堤之“弯”。这道拐弯的大堤，是历史给一位真心英雄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