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的星期为何是按照金木水火土日月分的？

日语的星期为何是按照金木水火土日月分的？

日语、朝鲜语中星期的命名遵循的“金木水火土日月”源自古代中国的七曜概念，即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合称。但是七曜计日的这一顺序体系（星期）则是由西亚的苏美尔人创立的，他们根据七大星神轮流“值勤”来划分一周七天。这一顺序体系后来被古巴比伦人继承发扬，后来通过犹太人传入古埃及，最终经由罗马帝国传播到欧洲各地。后来这一顺序体系经过波斯和印度传入晋朝。汉字意义上的七曜计日又在唐朝时期通过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并与日本的历法和文化融合，形成了现有的七曜计日特色。

这一纪日体系中的“×曜日”在清朝咸丰年间之前的中国境内并未被广泛使用，在光绪至新中国期间也只是与“星期×”并用过一段时期，反而在日本以及甲午战争后的朝鲜半岛得到了保留和发展，成为了现代日语、朝鲜语中星期的命名方式。

日月五星合称七曜(yào)。古代中国人将太白星（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星（火星）、镇星（土星）称为五星，五星又称五曜，加上太阳星（日）、太阴星（月），合称七曜。

日月之外的五个天体能用肉眼观察到，先秦时代的天文占星学便以“七曜（七政）”指涉以五行之说的“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和日月，东汉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刘洪在《七曜术》里，精确地推算出了“五星会合”的周期以及其运行的规律。

西方的星期最早来自于苏美尔人的计日习俗，苏美尔人建立了神塔对神进行礼拜，他们认为有七位星神轮流“值勤”，分别是：太阳神（星期日）、月亮神（星期一）、火星神（星期二）、水星神（星期三）、木星神（星期四）、金星神（星期五）、土星神（星期六），于是建立了七天一星期的制度。

苏美尔以后，星期制被古巴比伦人继承，古巴比伦人首先使用7日为一周的时间单位。后来犹太人把它传到古埃及，古埃及被罗马征服，历法又传到罗马，最终在公元3世纪以后，七曜历法就被广泛地传播到欧洲各国了。

至于为何七曜日的顺序是日月火水木金？这个来源于古人对行星运动的错误认知，西方古典天文理论地心说认为太阳和其他诸星都绕地旋转、而且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化序列——当时人们视觉上看到水星比金星移动更快，就断定水星的轨道比金星更接近地球。即按照与地球的距离，他们认为七曜由远及近依次为土木火日金水月。

至于为什么星期是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为顺序更迭，则是由行星时决定。

用一个简单的七角形（下图），顺时针方向在每一个顶点上标示七曜由外而内的排列（土、木、火、日、金、水、月），然后沿着红色箭头的方向就是曜日的顺序。

不过要探究曜日的真正来源，就要先了解古代的行星时（Planetary hours）。根据行星时的观念，每天日出的时候，是一天24小时的开始，每一小时用一颗行星来代表，七曜依土、木、火、日、金、水、月的顺序轮值。这是个数学游戏：

，

所以下一日午夜开始的值日星君就是前一天的值日星君+3。

下表中每一横列代表一天，第一天中的第一个小时是土星，第二小时是木星，依序下去。轮替24小时后，第二天的第一小时是太阳，第三天的第一小时则是月亮，接下来几天的第一小时就是火星、水星、木星和金星。每天第一个小时的行星也是当天的代表，这样就会出现日、月、火、水、木、金、土的顺序，这就是七曜日顺序的由来。

参考资料：

古代中国起初有七曜的概念，但一开始并无用七曜来循环纪日的习惯。

《易‧系辞》：

《尚书·舜典》：

[东晋]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 “行品”

[东晋]范甯《春秋穀梁传序》：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志二 律历志

[南朝·齐]孔颖达《春秋正义》第二十四·襄公：

[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

直到四世纪，中国出现了七曜纪日法，可惜后来失传，八世纪时摩尼教徒又将其由中亚康居国传入我国，旧唐书有《陈七曜历》五卷（吴伯善撰）、《七曜本起历》二卷、《七曜历算》二卷（甄鸾撰），敦煌发现的历书和占星术著作亦有用七曜历者。

中国的“七曜”和西方以七星命名的七天相对应，大约发生于隋唐，在此之前还未有使用七星指代轮回的7日或一周（如果不算四世纪失传那本的话）的计日习惯，唐朝的这种对应关系则来源于佛教以及波斯摩尼教（明教），印度佛经的相关对应说法来自波斯拜火教，再往前追溯就是一锅粥，反正最开始是苏美尔人先使用的。

[唐]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

（“冰雪聪明”的典故也是这里来的，形容耳聪目明如同冰雪洗净，明代以后才专门用来夸女子。）

唐朝时期，在西域、天竺和中国的交流中，七曜历法传入了中土获得发展，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摩尼教中的每七天为一周期的纪日法，以及佛教中的将日月五星对应人世间吉凶的占卜术都进入了大唐。汉字意义上的七曜历法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唐朝，并流传于日本和朝鲜，但古代中国不甚看重七天一轮的七曜，往往使用本土的二十八星宿配合曜日组成“禽星”或“星禽”，再加以干支来循环计日。传统历书上通常以单字来简示“宿直日”（例如角、亢、氐等），不难看出，房、虚、昂、星都是日曜日（星期日）。《西游记》中的黄袍怪是奎木狼下界做了妖精，奎木狼就是西方白虎七宿之奎宿。

当时的中国人与其说在乎7天一循环，不如说更在乎28天（二十八星宿）或60天一循环（六十甲子）。但仍有摩尼教、基督教徒使用七曜纪日法。

由基督教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书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在长安大秦寺落成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刻载：

其中作噩太蔟月七日即酉年正月初七，对应公元781年2月4日，“大耀森文日”是星期日。

现代汉语中并不使用七曜纪日法，但明清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有“礼拜”的说法。起初，礼拜作为动词，构成的“礼拜日”更像是“礼拜之日”，但很难被看作是一个固定词汇。例如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郑和的翻译官、宁波穆斯林马欢在海外闻见录《瀛涯胜览》中描写穆斯林礼拜，有《祖法儿国（今阿曼佐法尔）》篇：

又如《阿丹国（今也门亚丁）》篇：

1807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传布新教，同他的中国教徒们一起在礼拜日进行传道祈祷，这是近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的星期日（当时多被称为“礼拜日”）休沐制度最初的认识。

1828年马礼逊第一次采用拉丁字母给粤方言注音，写成的第一部粤方言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交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出版，其中内载：

四川大学骆世查所著的经由全球媒介的中西互动：《北华捷报》的信息交换网络（1850-1866）：

1872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称西洋各国的礼拜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国内应当仿行：

1875 年，苏州籍秀才、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改良主义思想家、报人、教育家王韬（1828～1897）所著的《瀛堧杂志（瀛壖杂志）》出版。王韬从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十一年间（1849～1861）寓居上海13年，将平时所见所闻随时札记并在朋友们中间传阅，后在1862年因受太平天国牵连而逃欧游历，并于同治九年（1870）返国后将旧稿分类编排并增入近事，五年后出版。该书记载当时上海租界内外国人按照自己国家的规矩在礼拜日休息一天：

1876年，上海文人葛元煦所撰《沪游杂记》卷一介绍了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士在礼拜六、日出游礼拜的热闹场景，当时的民众从教会、洋行等外国在华机构的作息制度及外侨的日常生活中亦逐渐了解到，礼拜日为西洋列强规定的公休日：

19世纪80年代，国内机构有所行动，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学堂开了先河，为了照顾外国教习的生活习惯，礼拜日给部分师生放假，但同校而不同制，实际上也是有怕被指责全校通行西俗的顾虑在内：

该学堂共四个班，一班是洋教习任教、接受西式教育的，所以休礼拜日；但其余三个接受“汉教习”的班，虽然也是七天一休，但硬是按照阴历规定每逢初一、初七、十五、二十三各休一日。

随后1882年10月，天津水师学堂跟进制度：

戊戌维新时期，大批新建立的新式学堂，在其制定的本学堂章程中大都明确规定了全校师生星期天休息的制度。但当时不信教的国人及这些机构还是很少使用“礼拜日”这个称呼，出于政治正确，仍通常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礼拜日”，怕人说崇洋媚外。

例如1897年创办的江宁江南储材学堂规定：

《清史稿·卷一〇七·选举志二》：

1889年，目前可考的、最早的、用星期二字来翻译week的叙述，出现在邹弢《益智会弁言》中，：

1899年，张大镛《日本各校纪略》也提到星期：

但厌恶西俗者也大有人在，典型如张之洞，他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仍依十旬休睱之旧例：“十日放旬假一日”。

1904年，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亦称《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6年，李澍恩、李达春《东瀛参观录》中大量出现了周的说法，例如二人记载其参观东京公立第一中学校后了解到的课程设置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闵杰在《星期日公休制度的实行》中说：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云南人袁嘉谷应经济特科考试并考取了状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袁嘉谷被任命为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1909年，编译图书局设立了一个新机构“编订名词馆”，由严复牵头，专门负责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由于成立仓促、政局不稳，这些名词术语中仅有一小部分部被今人沿用。袁嘉谷在馆期间，重申使用“星期”代替“曜日”及”礼拜“（其中的“星”字便是指这七曜），虽然不少资料认为是袁嘉谷拟定了“星期”一词，但从历史节点上看，袁并非该词的创制者，袁的做法亦实为对1907年清政府会议政务处“名称上规定只能称‘星期’，不能称‘礼拜’”的指示的顺应。

实际上老百姓只管休息，大部分人不在乎它的宗教背景，后来在民国前期，北洋政府采用七曜与星期并行的方式标注双历日期，清末确立的“星期”称呼进一步流传开来。

而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人们仍沿用曜日名称（越南不使用汉字意义上的“星期”说法，后文有阐述）。台湾日治时期由日本统治，因此亦使用七曜，但战后由中华民国统治后改成星期。

9世纪初，日本的入唐留学僧空海（774~835）从唐朝带回了《宿曜经》等密教佛典，《宿曜经》在日本开始流传后不久，日本官方历法中就引入了星期概念，日本本土贵族开始在奢侈的具注历日记本上使用七曜纪日法，而平民百姓则使用不多。例如在江户时代，借贷、典当的商业行为，只要知道一个月有多少天（29天或30天）就已足够，曜日记起来既繁琐又没必要，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直到明治年间（1868—1912年）的1873年才废除传统的《天保历》，改用西方的《格里历》，百姓日常生活才开始像今天这样以星期为单位。

日本的七曜纪日法要追溯到中国在8世纪初翻译的《宿曜经》（全名“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唐代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僧人不空译），这部经有上下两卷，是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一部印度占星术入门书籍，提到了七曜直日与二十七宿合吉凶日历。

《宿曜经》下卷先说白、黑月所宜吉凶历、天竺二十七宿、十二宫图、二十七宿所为吉凶历、行动禁闭法、裁缝衣裳服着用宿法、三必秘要法。其次第八〈七曜直日历品〉，先列出胡、波斯及天竺三国之七曜名，次说七曜占（太阳直日、太阴直日、荧惑直日、辰星直日、岁星直日、太白直日、镇星直日）、七曜直日与二十七宿合吉凶日历、释太白所在八方天上地下吉凶法。总之，这本书列示了七曜的中文、粟特文、波斯文、梵文称呼：

其中，日曜太阳，胡名蜜，波斯名曜森勿，这句话中，曜森勿与前文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耀森文日中的耀森文，实为波斯语的不同翻译。

以下是波斯语中周一到周日的原文和罗马音：

在波斯语中，“ ” (Shanbeh) 是“星期”的基本词根，其他日子通过数字前缀或词语变化来表示。之后波斯语的星期称呼收到伊斯兰历法的影响，因此 (Jom'eh) 是星期五。

《宿曜经》中“具备自南西北三方诸国”一语，可见当时佛家宣扬，七星命名七天为一周的方法当时已通行于南、西、北，东方的大唐也受到了七曜纪日法的影响。

例如大英图书馆藏的中国唐朝日历（公元877年前后），每隔七天标注了“蜜”字样，以表示星期天。

当时国内翻译的印度历法《九执历》中也具有一周七天的曜日规则。于是唐朝时，七曜和二十八宿结合生成曜日。《宿曜经》曰：

但二十八星宿一般不认为是舶来品——二十八星宿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考古人员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的龙虎图案漆箱盖面上发现过。

在唐朝，二十八宿及其对应的动物与七曜相配，又组成了宿直日（星宿名+曜名+动物名）（前文提过，这里再说一遍）：

而老黄历上讲的值日星君就是上述二十八位星君，二十八宿每宿一天，循环往复，各自对应一定的吉凶，正好四个星期轮流一个周期：

日曜日是星期日，月曜日是星期一，火曜日是星期二，水曜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五，土曜日是星期六。

再如，不空还翻译了《佛说大孔雀咒王经》，这本经书中也提到：

提到治病按照周期来，一两天、三四天乃至七天：

这些佛教经典以及历法随着唐日的交流传入日本后，日本贵族开始追随唐人的生活方式使用七曜纪日法，体现在当时一些贵族的具注历（一种提供留白日记区域的大幅日历手账）上。

日本平安时代的公卿、权臣藤原道长（966~1027）的亲笔日记《御堂关白记》就是写在具注历（日本朝廷阴阳寮编著的吉凶日历）上的，例如上面记载，在长保六年二月十九日（1004年3月12日)，藤原道长伙同84岁的安倍晴明，前往木幡（京都府宇治市）物色法华三昧堂的新址，当天是“癸酉の日曜”。

再如镰仓时代的具注历，上方朱批亦有日月火水木金月土等曜日和值日星君字样，右上角“日”旁写的“密”字源自粟特语的“Myr”。

但注意，图中最左侧的表格内的“卅十乙酉水建”中的水是指干支五行纳音而不是曜日。这一列的的意思是三十日的干支是乙酉，乙酉的纳音是泉中水，建星是建（十二建星/建除十二客，又称建除十二值，是十二直中的神煞，依次序排列是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

但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书中考虑日期与七曜的对照关系了吗？没有。清代历书中标注出现的金、木、水、火、土对应的是其实干支日里面的天干五行（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和曜日并不是一回事，请看下图。

封建王朝有二十八星宿，比七曜多多了；有天干地支组合共六十个，比七曜多多了。

17世纪初，天主教由北京传入朝鲜半岛，现代意义上的七曜日（星期）也随之传入。起初信教者寥寥，例如在忠清南道的内浦地区，李瀷的门生洪儒汉就曾在反复阅读汉译天主敎书籍后主动皈依了天主敎，并烧掉了家中的祭器和祖先牌位，独自过起信仰生活，同时每7天进行冥想、斋戒。直到1784年，忠南礼山郡新岩面新宗里出身的李存昌以Ludovico Gonzaga（汉字：卢多维科·贡萨加；谚文：루도비코·곤자가）之名在北京接受洗礼后回到故乡，并作为第一名信徒，开始在当地广泛传播福音。从此之后，天主教信仰在内浦广泛传播，内浦也成为后来信徒到其他地区传播天主教的信仰苗床。随着天主教徒的增多，使用七曜日的人也开始增多，但是崇儒的李氏朝鲜官方并未因此而接受七曜日这类西学宗教异端。

随着甲午战争清朝的落败，清日两国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朝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该条约本来预计于1895年5月8日生效，但是求生欲极强的《大韩帝国官报》从1895年4月25日（阴历四月初一日）起就开始标注了七曜，这是半岛官方首次官方认可七曜，但是这份官报也不是每天都标注七曜（星期）。随后，《大朝鲜开国五百五年时宪历（1896）》、《大朝鲜建阳二年时宪历（1897）》则首次刊载了七曜（星期）和阳历日期。之后出现的《光武二年历（1898）》，则进一步与清朝的《时宪历》区别了开来，这本书不再以农历月为基准，而是以阳历月为基准去定页，删除了神煞、值日，只刊载了合朔、上下弦之类的月相时刻……

我们会注意到，日本是七曜系列的称呼，韩国由于汉字转写成朝鲜语/韩文（谚文），也同样是七曜系列称呼。中文则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

而越南则既未使用曜日系列称呼，也未使用星期系列称呼。而是自成体系，沿用了“旬”的说法，把“week”翻译为“旬（tuần）“，而且越南通常把Sunday算作一周的第一天，因此其星期日期的序数又和中文的说法相差一天。由于越南的语法是定语后置，而古代越南造字法大部分为形声字，例如“2011年11月25日”，现今越南语写法为“Ngày 25 tháng 11 năm 2011”，但别忘了越南语的拉丁化是建立在其越南喃字发音基础上的，其相关写法对应关系为

借助汉字和喃字，越南便出现了如上上个表格写法的越南语星期表示法，但这并不是它官方层面上最初的书面样子。越南末代封建王朝——阮朝（1802~1945），其官方文书以汉字书写，其官修历书上出现过用第一、第二……书面表示星期的说法，后来汉喃字改拉丁之后，才变成了今天越南语星期的模样。

拉丁字母拼写的越南语在17、18世纪均遭到了越南文人的排斥。但19世纪由于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在法国人的推广下，拉丁字母化的越南语逐步普及开来。1910年，殖民地学校制度采用了“法越课程”，将法语和国语字放在重要位置。汉字的教学则在1917年彻底停止。1918年12月28日，启定帝宣布传统的文言文（汉字）书写系统不再具有官方地位，而传统上以文言文为中心的科举考试也事先于1915年预告废除，于1919年1月4日在顺化举行了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其900年的历史。但是在1919年以后，越南民间的汉字、喃字教育一直存在，很多人认识汉字，越南街道上也能看到汉字。尽管南越的中学在1975年还保留有汉字教育，随着越南的统一，南越后来也废除了汉字教育。基于扫盲考虑，越南废除汉字和喃字，全面拥抱拉丁越南文。

实际上从对汉字的继承上讲，现今越南语在翻译外来语时也经常有比较好的翻译，别看他们拉丁化了，但是有各类音调标识帮忙，其重码率远低于日语、韩语和拼音化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