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因为经济过度发达而间接导致灭亡的吗？

宋朝是因为经济过度发达而间接导致灭亡的吗？

北宋和南宋灭亡的原因不同，北宋的迅速灭亡和王安石本人是有直接关系的。

南宋朝野普遍认为王安石是导致社稷倾覆的主要责任人，还真不是甩锅。

就连南宋时期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学者陆九渊也在与友人的通信里直言不讳的表示王安石“所学不正”，“足以败天下”。

那么，为什么说王安石和北宋灭亡有直接关系？

这是因为王安石执政时期曾发明了一项政策：

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

这项政策用大白话说：从今往后，禁军出现了缺额，朝廷不再补人，而是把这个编制所需要的钱粮封存起来，归中枢（皇帝）管理。

王安石提出这项政策的本意是为他的“保甲法”（民兵制度）提供财政保障。

他给宋神宗算了一笔账，说六千名禁军每年需要朝廷支付18万贯军饷，但是十万名民兵每年集训时的伙食费+补贴只需要8万贯。

而且这十万民兵训练纯熟之后，还可以从中抽调六千精锐“上番”拱卫汴梁。

这样一来，朝廷裁掉了6000禁军，却得到了100000民兵，每年还省了100000贯钱。而且这笔钱还不归户部管，归皇帝直管，多好。简直是三赢。

王安石的逻辑确实能够自洽，如果保甲法能100%不走样的执行，如果真能训练出100000民兵，那么这么当然好。

可是但凡有点社会经验的朋友就知道，别说九百多年前了，即使通讯设备和组织度、监察机制如此发达与完善的今天，地方城投做着垄断生意都能巨额亏损，更何况900多年前。

就在宋哲宗时期不管是“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还是“保甲法”就都迅速腐坏了。

有人说了，宋神宗死后司马光这些旧党上台不是“尽废新法”了吗？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啦。

前面说了，“封桩缺额禁军钱”是归皇帝直接掌握的，旧党还能把进了皇帝口袋的钱要回来？

宋哲宗当时虽然还没有亲政，但是依然痛批了旧党“请将封桩钱划归户部”的请求，可见哪怕是倾向于旧党的向太后也是支持皇帝“保卫”自己的钱袋子的。

至于组织民兵训练的保甲法，我不说大家都应该想到，几十年下来，到了宋徽宗后期，能保证每年组织民兵训练一次的地区可能只有0.001%。

而“封桩缺额禁军钱”也早已经变成了大臣们讨好皇帝的敛财工具，禁军缺额越来越大，皇帝钱袋子里的钱是越来越多。

比如北宋在河北防御辽军南下的军事重镇定州，按照当时定州知州张舜民的奏折，原本定州路禁军总数是十万人，哪怕到了宋神宗年间，吃空饷已经很严重了，也还有七八万人，可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实行后，转运司只顾着为皇帝敛财，根本不管补充兵额，导致如今春季大演习，整个定州路只有六七千禁军。

而此时是公元1101年，距离金军南下还有24年。

大家觉得以北宋朝廷的德行，24年后，也就是1125年，定州路禁军（正规军）是多于“六七千”还是比“六七千”更少？

而“靖康之变”时的宰相李纲也说过北宋实行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后，正规军只有账面数字的一半。

这个“定额”可不是北宋初年的定额，而是宋神宗时期的“定额”。

宋神宗给禁军的总编制是“58万”。

而结合张舜民在宋徽宗初年的奏折，不难看出李纲“缺额不补者过半”纯粹是给朝廷留面子。

这也是为什么金军南下，经常出现金军几十人吓崩溃北宋几万乃至十几万守军的原因：

种师道带着西军勤王时，整个西军只凑出了一万五千人。

而王安石另一项政策置将法也为北宋的灭亡“添砖加瓦”。

王安石改赵匡胤的更戍法为置将法，本意肯定也是为了节省开支，毕竟军队大规模轮换和调整几个将领的开支不是一回事。（更戍法要求禁军每过几年就进行大规模轮换，比如从河北轮替到陕西；置将法则是禁军士兵不动，派出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到各地训练当地禁军。）

但是，经历了城投债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理论情况和实际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王安石叫停了军队大规模轮换，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仅存的禁军堕落的和民兵差不多。

金军南下之时，守卫汴梁的禁军根本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别说上阵对敌，让他们在城头看郭京带着北宋版义和团和金军肉搏，都把他们吓崩溃了。

你说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不是王安石？

北宋灭亡是不是和王安石有直接关系？

该不该怪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