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与管理型禁止性规定到底如何判断?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就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及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统一而精确的区分方法。实务中可以采取以下标准:
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 首先看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该规定便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58号案中,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 …… 的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第五条 …… 的规定,直接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就其规范目的而言,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 首先,如果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系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16号案中,法院认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批准等程序的规定,系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相关人员行为的规范,是法律对国有资产管理者课以的义务,要求管理者审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上述规定均属规范内部程序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影响国有企业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效力。”
其次,可以从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来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般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如《公务员法》第53条对公务员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限制,并不妨碍其违反资格限制签订的合同的效力。
就题主所述的公司法关于高管每年最多出售股票25%的限制性规定,系《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应为管理性强制规定,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浙商提字第51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经审查,首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案股权转让之时,出让方赵华芳、孟丽娜系公司董事,其将持有股份全部转让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但上述法条的立法意旨主要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防止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管通过违规的股权转让谋取不当利益,侵害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本案丰洲公司虽为股份有限公司,但股东仅为三人,并非公众公司。案涉股权转让并不涉及公众利益的保护问题。在本案情形下,公司法上述规定当属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判断。原审认定股权转让有效正确。申请人以违反该法条为由主张股权转让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但是需注意的是,实践中限于种种因素,法院对此的观点未必一致,故在相关案件中做好检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