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逻辑实证主义失败了？

为什么说逻辑实证主义失败了？

无论是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还是早期胡塞尔，他们都认为存在一种纯粹的、无中介的“直接知识”，可以作为哲学（知识）的坚实基础。这种观点就是“基础主义”，被博主戏谑为“找爹主义”（包括“还原主义”）。

罗素的“逻辑原子论”认为复杂的事实可以分解为更简单、更基本的事实，只要把握了最基本的、不可分割的事实，我们就能跟玩乐高，搭建积木似的理解世界。如其所言，只有“这个”(this）或“那个”(that）才是真正的单词，因为只有它们没牵涉任何概念内容。它们是逻辑中不可分割的基本元素，就像物质中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一样，就像乐高不可拆卸的、最基础的积木块一样。我们可以用它们组成最简单的命题（原子句），构成最基本的认知单元，来表述一个特定的感知。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并且语言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是如图所示一一对应的。

我们所说的事物，都可分为诸多事实。例如，我们说“草”，就默认了其一般为“绿色”“生长在土中”等诸多事实。“房子”（事物）包含了建造、使用和设计等诸多事实。“我在吃苹果”（事实）包含了“怎么吃”“什么品种”“在哪吃”等诸多事态。事态是简单对象的组合，如“草是绿的”。简单对象则是不可再分的逻辑原子。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切换成语言模式则是“语言是命题的总和，不是词的总和”，命题是基本命题的逻辑函项（真值函项），其中某一个可变项x，决定了整个命题的真假。

例如，命题：康德是个老光棍。可分解为：1.他是康德；2.他是老的；3.他是光棍。当123全都为真时，则该命题为真，当其中一个为假时，则该命题为假。如图所示以上8种情况，即1种真实情况+7种可能情况就是该命题的逻辑空间、可思范围或“可能性之网”，当世间的一切命题都如此切分，其组成的情况就是“语言（思想）的边界”。

卡尔纳普则把这种“还原主义”推广到科学和经验领域，他用“记录句”——“性质q在时空点（x, y, z, t）”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一个特定的性质q在特定的时空坐标（x, y, z, t）上的存在状况。以此更精确的、逻辑化地来表达科学知识。其实所有对经验观察的描述都有特定的理论背景，都假设了特定的角度和解释方法，也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在不同的“范式”下，我们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用鼻炎和拉康的话来说，就是“大他者”将我们关于现实的体验予以结构化，它使得我们依据我们看见它的方式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依据我们看不见它的方式使我们看不见。所以，科学知识不能建基于所谓纯粹的观察之上，不能以“客观准确”的“记录句”作为基础。

现象学家胡塞尔曾追求好试图建立无预设的严格哲学，其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就是“明证性”，其特征是“自身呈现、自身展示、自身给予”，是彻底地直接、原初的、无中介的、无预设的。“明证性”之所以是“所有合法性的原初来源”，正因为“明证性”就是纯粹的直接性本身。

无论是“逻辑原子”、“基本命题”、“记录句”、“简单对象”，还是“明证性”，都预设了我们可以完全直接、客观、无中介地感知简单的事态，把握“最基本”的积木块，并基于此建立知识稳固的大厦。这种十分“自然”的观点，正是黑格尔极力批判的“直接知识”。​

“直接知识”（个别的命题、判断、概念）并不直接，只有作为支撑“直接知识”的整个概念系统才指涉真理。其实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在晚期分别所强调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和“生活世界”，才触碰到了他们的哲学前辈黑格尔的高度。

上述哲学家所依赖的“直接知识”，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言明的“感性确定性”——它把对象作为向它直接呈现的东西，因此它不会看到一个“up主”，这已经包含了太多的经验性概念，它只能看到没有概念中介过的、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它唯一能觉察到的就是——“这个、这里、这时”。

然而“这个、这里、这时”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普遍性，它不能把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不过我们仍然宣称，我们把握了某物特有的直接性，实际上我们所意识到的对象实际上并非是我们以为是简单的、直接的“这个、这里、这时”，而是某种更为复杂的东西。当“这时”被指出时，“这时”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当它是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了。“这时”向意识的显现并非是无中介的纯粹过程，它是作为一个必然有其过去的“这时”而显现出来的。“这里”也是“众多‘这里’的一个“连贯的复合体”，它不是直接的、简单的一个“这里”，而包括前面和后面，上面和下面，左面和右面。“这个”就是“这时”+“这里”。显然，感性确定性本以为意识到的对象是一个简单的直接性，但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了不同要素的“连贯复合体”。简言之，任何一个能指的意义，都必须在能指链的差异运动中定位。任何“直接知识”都根植于我们“主观的”思维、概念、语言和实践活动之中，脱离了这个背景，凡是声称能触及“真实”世界的，都是空洞无物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