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欧阳修的《纵囚论》是古文名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来年死囚悉数归队受死，太宗随即将其赦免，此事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欧阳修对这种政治作秀的批判也成为经典。但还有一个细节引人注意。

贞观六年，唐太宗放走的死囚人数，按旧唐书记载为290人，按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为390人，按贞观时期200多万户的人口计算，虽然不是什么小数，但在死罪罪名甚多的古代也算是手段温和。但是只要把史书向前翻两年，就可以看到：

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在此数字上与旧唐书完全一致。贞观四年的29人，是全年判决的死刑数量。而贞观六年的290或390人，是太宗在十二月复核时的在押数量，之前有没有本年已决的犹未可知。也就是说，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唐朝的死囚数量至少变成了之前的十倍。在一个政治清平，经济上升的年代，如果理解成单纯的犯罪增加，是有些可疑的。

那么在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翻开贞观五年的历史，最大的一桩案件莫过于大理丞张蕴古的死刑案，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认为一位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一位好管闲事的纪委官员于是参了一本，告发法官与犯人家属的不正当关系，结局就是皇帝大怒之下，把这位倒霉的法官给咔嚓了。

做完此事，皇帝陛下产生了深深的悔意。由此对死刑的复核制度进行了改革。

由于执行不力，唐太宗还特地细化了要求

复核不仅有次数要求，还有了时间要求。饶是史书上记了一笔“全活甚众”，但还是多了九倍的死囚。因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卵用。

曾经有一个胆子大的法官，想要放过一个囚犯，等来的却是身首异处的结局。于是所有法官都学会了宁肯错杀也不错放的手段，这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则。太宗用自己的屠刀抹杀了自己仁政的理想，最后也只能靠一出纵囚的大戏重新挽回人心了。

至于那个靠揭发同僚上位的权万纪，在群臣眼里成了卑鄙小人。最后死于皇子叛乱，乃至被肢解，下场也很是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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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蕴古案，在《贞观政要》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太宗一开始答应了张蕴古的请求，于是张蕴古偷偷告诉了李好德，大家一起愉快地下象棋/斗地主/打麻将……

好吧，这其实是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故事……

由此看来，张蕴古与李好德的关系确实有些不清不楚，而李好德是否有疯病也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张蕴古获死，导致法官不敢再轻易“出罪”，增加了冤案，却是不争的史实。贞观六年的三百死囚，中间有多少是不该死之人，我们无从知晓了。而这样一来，欧阳修在《纵囚论》中提出的，把这一批死囚都砍掉，下一批再放，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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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以前写下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只是纯粹从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而2020年，一位政法大学教授的网络讲座让更多人对刑法的理论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个法律行业的门外汉，再次回顾这篇文字，我也对这段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

李好德作为妖言惑众的嫌疑人，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上都符合了犯罪的条件，而能否出罪的问题发生在责任阻却阶段。在今天，我们有鉴定和质证的手段来判断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在贞观年间，这样的事实判断只能依靠司法官员的主观决定，以至于司法官员责任重大无比，甚至承担了掉脑袋的风险。

严刑不一定是坏政策，宽刑不一定是好政策。但当宽严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判断，而法官的判断则取决于君主好恶的时候，人们就很难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治世之一，然而透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代那些揣摩上意的官员和噤若寒蝉的平民，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压抑感，“萨拉斯特罗的殿堂毕竟还是炼狱”。如果让张蕴古知道今天的法庭上有“公诉人”和“辩护人”这种角色，他一定会大呼生不逢时，并且为21世纪的法官同行们感到庆幸：虽然他们的法治还有很多不如意，但他们的脑袋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这比“贞观盛世”什么的要实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