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有比较出名的谋士吗？

近代社会有比较出名的谋士吗？

李浴日（1908.4——1955.8），广东雷州人，字春清。李浴日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现代中国文人从事军事学研究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建者，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他与浙江蒋百里、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他在军事学研究诸多领域，相当部分至今仍未有人超越，影响相当深远。

杨杰（1889—1949），白族，云南大理人。字耿光，民国时期著名军学泰斗，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一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三个半参谋长，他出身于滇军，后舍弃中将军衔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成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在新军阀混战中帮助蒋介石赢得决定性的中原大战的胜利，因在抗日战略上和何应钦冲突而退出中枢，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军官的必备读物。1949年因倾向革命，放言无忌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

蒋方震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他在其他著作及言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 。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诸葛亮”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解方受命担任第13兵团参谋长后，就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德怀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使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经过5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与我进行停战谈判。解方参谋长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的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 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停战谈判因美方发动夏秋攻势而休会。美军在两个多月的攻势行动中被我歼灭15.7万余人。军事威胁失败后，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当美方重弹“海空优势”的老调时，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吗?”在无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弃了其“海空优势补偿”方案。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不幸遇难后，解方将军曾请示彭总：“这件是要不要向主席报告？“彭总沉吟半响后，曰：“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报。”其时，有人提议将毛岸英尸体运回国安葬，彭总不同意，致信周恩来，曰：“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此事杜平将军言之。

彭德怀元帅好训人，解方将军则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31军军长刘士毅饱读兵书，经伦满腹，计谋多端，文武兼备，因从小读私塾时经常拿本《孙子兵法》阅读，被同学笑称“武秀才”，连桂系第二号领袖有“国军第一军事家”、“小诸葛”之称白崇禧也对其折服，于31年邀请其加入桂系，委于重任。刘深感白崇禧之知遇，对白表示说：“健公知我，我决不负健公。”

李宗仁深知不能轻易与日军打阵地战硬拼，因此命31军刘士毅以游击战为主拖延日军北上。刘士毅在日本军校留过学，他深知难与敌军火拼，便采取了避实就虚、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利用山区地形，频频出击，拆毁铁路，打击日军的北犯。1938年初，进入安徽境内，沿大道向明光（今嘉山）方向突进，与第31军在张八岭、自来桥一线发生小规模交火后停止前进，转入休整，第31军则以第135师派出小部队对日军进行袭扰作战。一直就这样，刘士毅指挥31军节节抵抗，敌进伏击，敌攻就退，虚虚实实，始终给敌以威胁，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大出日军指挥官意料之外。

在31军阻敌期间，东北军于学忠51军赶到，在31军后面淮河两岸布防，31军压力顿减。刘士毅便在明光一带利用地形设下“空城计”，歼灭敌人。官兵们理解他的“避实就虚”战术，愉快地后撤。当日军进攻到罗岭后，便派出先头部队到明光城试探虚实，看看有无中国军队的主力。第三十一军部队隐蔽在明光城与马岗、魏岗之间。日军的先头部队没有发现他们，大部队迅速占领了明光城。黑幕降临后，日军正在埋锅烧饭、安营铺床，刘士毅率领主力杀了个回马枪。一时间枪声大作，烟尘四起，火星乱溅，杀敌的吼叫声令鬼子心惊胆寒。战斗持续了一个通宵。1月15日拂晓，明光城内的日军大部分被歼，仅逃出100余人，中国军队收复了明光。在明光战斗胜利后，李宗仁清醒地意识到，日军在明光吃了亏，是因为夜间作战，敌人的飞机发挥不了作用。如果战斗发生在白天，敌人的飞机一定会狂轰滥炸。而且，敌人很快就会进行疯狂的反扑的。他果断地命令刘士毅主动撤出明光，将津浦线让开，使日军战线拉长，尔后便于逐段歼灭。1月18日，刘士毅奉命悄然撤出明光。日军派出5000人马，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向明光城发起猛攻，他们哪里知道，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得到的是一座空城。

199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陶汉章将军在北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邂逅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我们在湖南衡山集中一批从抗日前线各战区调来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其中有一本教材叫《游击战术纲要》……”陶汉章的眼睛突然一亮！忙问道：“哎，那书的作者是谁？”“叫‘陶剑青’。”“哦，鄙人是也。”老军人瞪眼傻看了陶汉章好一会儿，突然起身一个立正，向陶将军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后拱手道：“哦，在下有眼不识泰山！陶先生，原来你就是我的老师？”“不敢不敢。”国共两位老军人热情握手。

原来，1936年，19岁的陶汉章任八路军随营学校支队长兼军事教员时，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交给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一封信。信是重庆三联书店负责人邹韬奋写来的，希望八路军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书，韦国清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陶汉章。由于战斗频繁，陶汉章辗转了许多地方，艰苦奋斗了几个月，才完成了这本17万字的军事论著。

书稿寄到重庆后，不久，就从重庆寄来一笔十分奇特的稿费——一捆邮票。当时国共各自辖区货币不通，唯有邮票可以通行。由于游击作战住址不定，陶汉章也无暇询问书稿之事，故几十年中，从未见到过书稿的一个铅字……

现在，陶将军得知书稿确已成书，立即托朋友在重庆查寻。阿弥陀佛，友人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重庆图书馆查到一册孤本，立即作为“馈赠”寄给他，他这才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著作。

1970年的一天，我和几位战友在阅览室看杂志，无意中看到一幅标有“陶汉章”照片的文章，觉得有些面熟。朋友说世上相似的人多着呢，他是将军，军科院副院长，你能见过？

将军？副院长？我慢慢回忆。啊，终于想起来了：1954年秋，我部刚从朝鲜回国不久，那时，我在师部无线电报务训练队当班长，被抽调到南京军事学院配合司令部搞演习，教三位首长使用电台。首长们不按规定，拿着话筒乱呼乱叫：“小羊、小羊，我是老虎，我想吃你！听到没有？请回答。”我提醒说：“首长，无线电台有纪律，按规定是不许乱呼叫的。”但他们还是开着玩笑乱呼乱叫。这时，一位干部陪着一名苏联顾问走进来严肃地说：“哎，你们怎么不听小同志的话？他现在就是你们的老师！”几位首长当即起立回答道：“是！陶教官，我们马上改！”

无疑，“陶教官”就是这位陶汉章将军。

陶汉章是位江西老表。上世纪30年代初才十七八岁，他就利用早年在冯玉祥将军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为中共江西苏区工农红军编著了一本训练大纲——《军事问答一百题》，这是他军事理论的“处女作”。没想到80年代后期，他竟然当了美军海湾战争的“军师”。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美军远征海湾战争第一次打伊拉克。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未决胜负。这时，中国有关方面得到一个消息——说海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领中流传着一本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国的《孙子兵法》怎么跑到美国去的呢？一时成了一个“谜”。有关方面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从大洋彼岸搞来一本英文版的《孙子兵法》。原来，这并不是2000多年前的那份“文物”《孙子兵法》，而是后人写的《孙子兵法概论》。重视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在书的封面上清楚地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这本《概论》，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陶汉章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官时，在院长刘伯承元帅授意下写成的。多年中数易其稿，1985年才出版。不久就被中国驻联合国一位武官译成英文，在美国纽约史特林公司出版，开始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海湾战争爆发后，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该书，但只买了100本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买了一批，推荐给美国参战的海军陆战队。

陶汉章将军的名字，从此便在美国军界名声大震。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津斯基给陶汉章将军写信说：“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都受益。”不久，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州务卿派员专程前来中国，把“亚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授予正在广州疗养的陶汉章将军。

军人常常自谦“一介武夫”。当过干事、写过文章、编过剧本、演过戏的陶汉章，却一直没有忘掉想当军事指挥官的梦。1947年，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即将开始，陶汉章在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任参谋长，正谋划着大展军事宏图之梦呢，谁料，一张奇特的“借条”破坏了他的美“梦”。正是这张“借条”，使他向一名军事理论战略家迈进了一大步。

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我们急需高级参谋人才，因此想搞一个高级参谋训练班，准备让你去干这个事。”

陶汉章本不情愿，但又不好违命，便使了一个“缓兵之计”说：“罗副政委，那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下，如果他同意，我就去。”罗瑞卿找到杨成武，杨成武原本也不愿意放，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也不好明“顶”，便有意设了个难题：“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说明暂借陶汉章半年。”“那好，半年就半年。”罗瑞卿当即就掏出笔来真的写了张借条。这下，杨成武才后悔地暗暗叫苦：唉，真是“作茧自缚”，反被自己“将死”了。就这样，陶汉章开始了他的军事教官生涯。

陶汉章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中外战史理论，结合我军几十年的实战经验，写成了一部重要军事学术论著——《参谋工作》。于是，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

学术界对《参谋工作》评价很高，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给陶汉章颁发了嘉奖令，并发给他奖金300元。这笔好似“天文数字”的奖金，可超过他6年多的津贴呐！(当时他每月的津贴只有4元)。教育长谭家述开玩笑说要吃他的“大户”。有人要求喝茅台酒，朱老总则说：“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他的状元红。”

如今，年已92岁高龄的陶汉章将军，已从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但仍担任着“中国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他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论著从理论与实战的结合上，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中生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这些军事理论著作，作为广大指战员的学习教材发到部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些著作，对之大加赞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我党我军系统的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在我军历史甚至世界军事史上影响深远。